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岁月变迁 蟋蟀的歌

来源: / 更新日期:11-12 / 点击:

描述: 时值秋风送爽,丹桂飘香的季节;时值玉米泛黄流金,枣儿枝头泛红的时候。母亲从遥远的山那头稍来话说,本家亲戚结婚,让我回家贺喜。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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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值秋风送爽,丹桂飘香的季节;时值玉米泛黄流金,枣儿枝头泛红的时候。母亲从遥远的山那头稍来话说,本家亲戚结婚,让我回家贺喜。那一晚,住在生我养我的农家小院里,夜虽然已经很深,母亲已然熟睡,我却久久不能入眠。躺在床上,不用抬头,透过诺大的玻璃窗,就能看见深邃高远的天空上,悬挂着那轮仿佛被母亲用手绢仔细擦拭过的圆月,光华耀眼,清辉四射,那一抹如水一样的月光从窗户流进来,碎了一地的银子,满了一屋子的柔和。农家小院的夜晚,没有大城市晚上昼夜不息的喧嚣和灯火,有的是柔风呢喃,树影婆娑,虫儿啾啾。就在我万般沉醉和痴迷时,一声声富有节奏,颇为熟悉的蟋蟀鸣叫声从夜间传来,响彻在院落的四周,回荡在我枕头的耳畔,让我莫以名状的兴奋和悸动。是当年的那只蟋蟀吗?是曾经伴我入眠,看我成长,听我诉说,见证岁月苦难的那只老蟋蟀吗?

那一声声清脆的鸣叫,恍若多年未见老朋友的深情问[/sanwen/' target='_blank'>散文集.www.}候,让我拾起记忆的碎片,拼凑成了一幅岁月跌宕起伏的画卷舒展开来!

那一年,蟋蟀与我童年共欢乐

70后的我,出生在一个充满着土、苦、穷底色的时代。三世同堂住在雨破土坯房里,和本家的几位叔婶挤在一个尘满大杂院内。每天早上、中午两顿饭,吃的是红薯汤、玉米糊,就着的是红薯干,腌咸菜。每当饭点的时候,爷爷奶奶、爸爸妈妈和我们姊妹四个,共八个人围坐在一个大饭桌上,吃饭的时候,就听得喝稀饭,咂嘴巴的震天响,夹菜的时候,我们兄妹几个筷子伸出去的长度和力度,以及频率,都要看爷爷的脸色,是否严厉,然后斟酌定量夹多夹少。那年月,一年四季喝的是黄河水,甚至家家有水窖,储藏雨水,沉淀过后洗衣做饭。为这,公派的教师不愿来俺村,外村的媳妇不愿嫁俺哥;特别是在干旱之年,为了到邻村拉一桶水,常常打架,硝烟四起。为了一口吃食,妈妈不顾大家闺秀的矜持,和同村妇女一起外出“偷苜蓿”;爸爸不管不顾压力山大般的摸黑扶犁赶大早,带月荷锄深夜归。我们穿的衣服,是姐姐穿过了,大哥穿,大哥穿过了,二哥穿;二哥穿过了,才轮到我,真是衣服裁了又裁,改了又改,洗了又洗,补了又补。那个年代,彻底把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品格发挥得淋漓尽致,把我也变成了一个“纯粹的人,朴素的人,脱离了追求物质享受低级趣味的人”。那时穿的、盖得,铺的都是妈妈一梭子一梭子用织布机织出来的。然后用煮黑煮蓝把布染色,用棒槌一棒槌一棒槌去捶打浆洗,那声音从村东头能听到村西头,直至浆洗成当下城里人所说的纯棉,由此成为那个年代“上蓝衣服下黑裤”的主流色。那个时候学校里的记忆永不磨灭:漏风的教室,纸糊的窗户,讲台上颜色分不清是灰色还是黑色的水泥黑板,唯一的一座只冒烟不冒火的炉子,我们就趴在冷入骨髓的石头条桌上,夜晚就着自制煤油灯微弱的灯火上自习,四个年级混搭的课堂秩序混乱而又热闹……那个时候的冬天特冷,上学特冻,冬天特长。那时候的人们都直不起腰来,也许太过寒冷,尽管身上穿的就像《红高粱》里面拍的“爷爷奶奶”的灯笼裤,厚棉袄,但里面是实在没一块新棉花,都是旧套子,厚度够厚,温度不行。一个一个走在路上,都是缩着脖子,鞠楼着腰身,两手穿在袖子里。我们小学生在学校里一双小手冻得像发酵的馒头,大多数流脓破裂(我至今手上仍留有历史的伤疤),却浑然不觉。下课了,聪明的农村孩子为了去除刺入肌骨的寒冷,就玩“挤呦呦”游戏,数十个孩子一起喊着号子在墙角里如长龙一样疯狂的挤压,挤出去的排在最后面再次往前边挤。寒冷的冬天,是我们孩子最难熬过的时期。冬天里最有意义的事就盼着过年,从进了腊月门就开始扳着指头数日子,盼着母亲给一家老小添过年的新衣裳,年二十三,盼着糖瓜儿粘上牙、忙忙活活帮忙扫房子、糊窗户,贴窗花;年二十六盼着置年货,买鞭炮;年二十七小伙伴们村东头爆玉米花,村西头围着看杀猪;年二十九,把风箱拉的啪啪响,开始蒸馒头;年三十晚儿在不少的讲究中,全家要彻夜不眠、点灯围炉“守岁”。从掌灯时分入席,年夜饭要慢慢地吃到到深夜。吃完年夜饭,全家围炉而坐,一边吃糖果点心,一边追想先祖功德,回味创业艰辛,反思成败得失,憧憬来年日子。大年初一满村转,见谁都笑脸,四邻五舍忙拜年……春夏之交的季节,是孩子们疯长的季节。尽管那时候贫穷的没有玩具,最高级别就是自制的用刀削的木手枪,最有实力的就是滚铁环。那时大多数孩子就玩“甩泥巴”、丢沙包、老鹰捉小鸡、“顶牛”、“踢房子”、“打拐”等没有含金量的游戏。但那山沟的野兔子,那田野里的野葡萄,那树梢的雀雀和蝉,那山崖上的映山红、酸枣枣都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事情。特别是捉蟋蟀成为我们男孩子时期的主旋律,看谁捉得个大、英武,叫得好听。那个时候,我对蟋蟀有了痴迷的感觉,放学捉,放假捉,甚至旷课加班捉,捉的多了,就有了经验。看地形,就能知道哪里有猎物,光听声音,就能判断其大小,辨别其优劣,因为蟋蟀,我成了孩子王。每当看到被周围一些同龄人羡慕者,崇拜者,羡慕嫉妒恨着的时候,心里好不得意。可惜,好景不长。那年月,为养活全家老小而被压弯了腰的父亲,史无前例的发怒了。认为我是没心没肺,玩物丧志。不仅对我严厉处罚,而且遣散了我所有的蟋蟀,被四处流放在院子的每个角落。那一夜,我肝肠寸断,泪如泉涌。直到听到了蟋蟀从院落传来“啾啾”一声声心灵的问候,我才破涕为笑。从此,每天晚上,我都习惯了听蟋蟀的诉说,与蟋蟀对话,那声音伴我入眠,随我成长。

那一年,蟋蟀与我个子共成长

岁月不因为人的贫穷而停止,社会也不因国家暂时的困难而不前。那一年,大姐出嫁了,全村的本家人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的的送嫁;那一年,大哥要成家了。女方代表来“视察”,隆重的提出了自行车,手表,缝纫机,收音机等“四大件”一件不能缺,不容置疑的要求配齐“高低床、三门橱、五斗橱、梳妆台、沙发、四个凳子”等等“三十六条腿”。一条腿也不能少。那一年,二哥成婚了。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国家经济开始复苏,计划供应逐渐放松,商品在国营商店的货柜上慢慢丰富起来,一些原本人们熟悉的收音机、缝纫机、手表、自行车所谓的老四大件,被黑白电视机、收录机、单桶洗衣机、电风扇等新四大件所充实成为八大件。那一年,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一声春雷炸响以后,大人们的粮仓满起来了,腰杆子挺起来了,脸上积累多年的愁容舒展起来了。那时候,虽然腰包还没鼓起来,但人们的精神头很足,心情不错。妈妈也慷慨起来了,白面馒头,油泼辣子管饱吃。随着我们饭量大起来了,各种营养跟上来了,我们的个子也高起来了。逐渐的淡出了大人们的视野,开始步行五公里,去较远的公社中学求学。那时候真是快乐,虽然学校依然艰苦,食堂的饭菜极其简单,但教学环境、桌椅、教具都很规范,操场,篮球场应由具有。早上迎着朝阳,背着妈妈给准备一天的干粮出发;晚上伴着星辰,背着书包和四处搜罗的小说月刊、《青年文摘》、《十月》等等。做完作业看小说,看完小说,听蟋蟀唱歌,在寂静的夜晚把快乐与学习的收获与那只老蟋蟀一同分享。那时候的晚上听蟋蟀唱歌,就像听那个“扬鞭催马运粮忙”的曲调,欢快喜庆。在那只老蟋蟀的歌吟中,随着云卷云舒,潮起潮落的不断变迁中,家里的饭菜逐步丰富起来,添加新衣服不再是梦想,吃、穿、住得以彻底改变。半导体收音机梅兰芳的《说岳全传》,王刚的《夜幕下哈尔滨》再也锁不住我们年轻的心;夹着小马扎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看着露天电影,大声调侃着“不是国军无能,是共军太狡猾了”;“张军长,看在党国的份上,拉兄弟一把吧”贫穷而欢乐的心情。那时候即使农村大姑娘、小伙儿谈恋爱,也时兴进电影院了。那时候大街小巷被双卡录音机吼得震天响,一曲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火遍了大江南北,《小虎队》更是疯狂了一代年轻人的心。喇叭裤、花格子衬衫,长头发迅速颠覆了老一辈人审美的视野,追着那些年轻人们跳街骂娘。霹雳舞、迪斯科风靡神州上下。到了80年代后期,我们看电视不在翻墙爬树,虽然是黑白电视机,也慢慢进入了寻常百姓家,忙碌完一年的一家人,四世同堂围坐在电视机旁,观看春节联欢晚会,欣赏着“陈佩斯、朱时茂”《吃面条》的小品,醉心于李谷一《难忘今宵》的优美旋律里,那肆无忌惮的笑声响彻华夏一片,那时候中央电视台要采访群众的幸福指数,可以说是百分之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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